邹守益及邹守益,字谦之,安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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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邹守益传原文翻译

【邹守益传】

邹守益，字谦之，号东廓，江西安福人，王守仁弟子。正德六年(1511)，科考会试第一，廷对第三，授翰林院编修。第二年告假归乡，拜谒王守仁，讲学于赣州。宁王宸濠谋反，他参与王守仁军务。世宗即位，始回朝居官任职。

嘉靖三年(1524)二月，世宗欲尊其生父兴献王为皇考恭穆献皇帝，守益上疏表示不同意见。受到谴责，一个月后又上疏说：

“陛下欲尊重本生父亲之恩，屡令群臣会议商讨。群臣根据礼仪直言极谏，却受到指责。世上传说陛下是孝长子。古代曾元的父亲曾子病重，临终时，叫人把大夫刚使用的华丽竹席换掉，曾元则因爱父亲而不肯换。曾子批评他是姑息。鲁公以天子礼乐来祭周公，以表示对周公莫大的尊敬。孔子却叹息道‘：周公名声受到损害了。’臣希望陛下勿以姑息来侍奉献帝，而使后世有所叹息。

“且群臣引经证古，是希望陛下维护正统，这是为陛下着想，陛下不理解而责怪他们，说他们违反圣上旨意，不严肃庄重。臣考察历史，如冷褒、段犹之徒，当时所谓忠爱，后世斥为邪佞谄媚小人。师丹、司马光等，当时说他们欺蒙轻忽，后世都认为他们正直，敬仰他们。将来的人看今天的事，如同今天的人看待古代事情一样，望陛下不要怕改正错误，要体察群臣对陛下忠爱之心。信任他们，任用他们，把离职的大臣招回来，不使奸佞之徒动摇国家的大政方针，使宫中不和。

“昔日先帝武宗南巡，群臣相继上书谏阻，先帝大怒，岂不是说他们是欺慢皇上而可治罪。陛下在王府闻其事，必认为这是尽忠于先帝。如今陛下即位，能不容许群臣尽忠于陛下吗？”

世宗看了守益的奏疏大怒，诏令将守益下狱拷打，贬为广德州判官。守益在广德拆毁淫祠，建立“复初书院”。与学者在这里讲学。不久，调任南京礼部郎中。广德州人立生祠来纪念他。守益闻王守仁逝世，供立灵位，悼念不已。他每日与吕木冉、湛若水、钱德洪、王畿、薛侃等人讨论学问。任期满，政绩考核合格，回至京都，但立即称病归乡。

很久以后，被举荐起任南京吏部郎中，随后朝廷招为司经局洗马。守益因见太子年幼，不能出朝至其藩封之地，便与霍韬一道进呈《圣功图》。图中绘有自神农、唐尧住的茅屋，屋前土阶，至世宗在西苑耕田养蚕，共十三幅。世宗认为是在诽谤他，几乎得罪皇上，幸因霍韬为世宗所器重，才得无事。第二年，调守益为太常少卿兼侍读学士。由于夏言一心要使他远离京师，故调他去南京掌管翰林院。御史毛恺奏请留守益侍奉太子，而被贬谪。不久，改任守益为南京国子监祭酒。皇帝祖庙遭火灾，守益陈请朝廷上下都要反省，并说：“殷中宗、高宗这样做了，化妖孽为吉祥，国运长久。”世宗大怒，削其职为民。守益禀性纯正。守仁曾引《论语》的话说：“有若无，实若虚，别人侵犯他，都不计较。谦之的修养已接近这境界了。”

守益在家乡每天讲学，四方向他求学的人接踵而至，学者称他“东廓先生”。在家居二十余年而逝世。隆庆初年，赠南京礼部右侍郎。谥文庄。

“王湛之学”是怎样传播的？

明代的时候，石鼓书院再次得到了重视，也是恢复较早的书院。1413年，知府史中重修书院以待旅游学者，设礼殿祭祀孔子，乾张祠祭祀韩愈、张拭，书院在天顺、弘治年间均有修葺。

1509年，叶钊为山长，讲圣贤身心之学，道德之首，剖析疑义，阐发幽微，“时学者翕然云从”。大韶早年曾经求学于石鼓书院，致仕后“重返母校”，主讲石鼓书院，并参与编纂、重校首部《石鼓书院志》，为后世留下了极为珍贵的有关书院史料。

明代，石鼓书院理学传播盛行。王阳明、湛若水的心学兴起，吸引许多著名的理学家及其门徒到此讲学，石鼓书院俨然成为王、湛各派的学术大讲堂。嘉靖年间，湛若水两次率弟子来石鼓讲论“体认”之学。

湛若水官至礼部、吏部、兵部三部尚书，属明儒理学的白沙学派，主张“随处体认天理”的理论，他与主张“致良知”学说的王阳明虽各立门户，但却是至交好友。

明嘉靖初年，王阳明游南岳，并在文定书院讲学。湛若水本来相约同游，但直到20多年后才来到南岳，此时他已经78岁了。此后，湛若水先后3次游历南岳，可谓“寿翁游寿岳，其乐无穷”。

湛若水第二次游南岳时，看中了紫云峰下一片风光独秀之地。此处群山环绕，清溪涓流，后山青松翠竹，曲径通幽，幽深处有迷人的紫云洞。湛若水对衡阳情有独钟，原因在于南岳和石鼓书院是他心中传播和研究理学的圣地。湛若水先后5次到石鼓书院讲学，传播心学，湖湘学子慕名而至，极大地推动了心学对理学的变革。

石鼓书院作为全国的学术中心，不但湛若水对它青睐有加，王阳明的弟子也对书院非常重视。1531年，王阳明的弟子邹守益慕名而来，讲学石鼓书院，阐述“致良知”的思想，从学者蜂拥而至。邹守益，号东廓，江西邹氏，是江南极负盛名的名门望族，四代人中有7名进士，1名解元，5名举人，1名贡元。其中，以邹守益最为著名。他认为，教育是人后天赖以长进的最根本的途径，他把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作为道德教育的根本，并对“致良知”作了充分的发挥。

嘉靖中期，邹守益讲学石鼓，著《教言》25篇，对识性、求实、时习、笃行、慎独、戒惧、格物、致知等作了精辟的阐述，成为诸生向学的至理名言。四方从游者踵至，被诸生尊为书院“山斗”。邹守益自己还创办了东廓书院。

“王湛之学”作为明代中叶的盛学，两派虽各立宗旨，但其门人弟子并没有太多的门户之见，王学门人可以卒业于湛学，湛学弟子可以受业于王学，王、湛二学结成了秦晋之好，这在我国学派林立的学术史上值得称道。

石鼓书院以及甘泉、白沙、东廓等书院，作为“王湛之学”最重要的传播平台之一，众多一流的学术大师交相辉映，一时名重天下，形成南宋之后的又一个鼎盛高峰。

1549年，知府蔡汝楠以书院为朱熹、张栻、湛若水、邹守益“过氏之地”，乃重整书院，订立规约，以学文敦行、辨声慎习、等伦常、识仁体训士，刊《说经札记》、《衡汀间辨》、《太极问答》等，“忘倦”达4年。同时，他还请赵贞吉、皮鹿门等“海内名公”讲学其中，诸士环听，“宛然一邹鲁洙泗之夙也”。

1612年，巡抚记事，观察邓云霄大修书院，以“铸士陶昆”、建有讲堂、敬义堂、回澜堂、大规模、仰高楼、砥柱中流坊、棂星门、风雩、沦浪、禹碑、合江诸亭，其他“殿祠号舍，罔不完葺”，规模极一时之盛。1642年，提学高世泰又对石鼓书院进行修葺。青年时的王船山更是多次写诗词颂扬石鼓书院。

明朝末年，学风兴盛的石鼓书院再次毁于兵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