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汝平生功业以及问汝平生功业,一届两届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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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一览：

• 1、对苏轼“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是怎么理解的？
• 2、苏轼: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之黄州
• 3、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 4、闻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出自苏轼的哪首诗？
• 5、苏轼: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之惠州

对苏轼“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是怎么理解的？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诚然，其中不免有自嘲的意思，但给我感觉更多的是一种超脱，释怀的情结。

政治上的失意，小人的陷害从另一种角度来说也是成就了他伟大的思想。李煜的亡国之耻成就了他词的创作和发挥，为宋词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王阳明被宦官刘瑾陷害终获龙场悟道，“知行合一”的思想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伟大的思想家。

汴京城下的金榜题名、智斗藩使；杭州的疏修苏堤、造福一方；包括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太守、知州均是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但对于一个刚刚从流放地海南北归的子瞻而言，这些成就都成了浮云一片，成了他想要忘却的“营营”琐事。

苏轼: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之黄州

苏轼，作为一位“雄视百代”的中国古代作家，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不仅在文学方面创造了奇迹，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而且在人格方面魅力四射，卓尔不群，成为宋代乃至后世历代文人及广大读者景仰的楷模。

苏轼一生波折跌宕，大起大落，他曾被诬陷入狱，险遭不测，也曾因太后恩宠，享尽殊荣。面对挫折，苏轼曾有过深刻的反思，他说 “人生识字忧患始”“平生文字为吾累” ，也说过 “我被聪明误一生” ，然而尽管有时心存疑虑，“多难畏事”、“多难畏人”，苏轼并未因此停止写作，而是当仁不让的承担起继欧阳修之后宋代文学领军人物的重任，佳作迭出，成就斐然。

更为难得的是苏轼的文学创作高峰都是出现在其政治遭遇不幸的贬谪时期。苏轼去世前自题画像说：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虽是自嘲，但在我们看来，也不是全无道理。因为被贬谪黄州、惠州、儋州三地时期都是他创作的高峰期。或许可以说，正是因为被贬三地，才成就了苏轼作为一个文学家的千秋伟业。

苏轼45岁时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59岁时被贬惠州，62岁是贬至儋州。贬居黄州是苏轼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是他实现人格超越的重要时期，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时期，苏轼的诗词文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世人有目共睹。其中词的数量占总数的五分之一，这些词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才华横溢的苏轼，也使我们看到了一个人格超越的苏轼。苏轼把他的襟怀思想、喜怒哀乐都毫无掩饰的在诗词中表现出来。这里我主要从黄州词探寻苏轼谪居黄州时期的内心世界。

“乌台诗案”对苏轼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尤其是来到黄州之后， “不得签书公事”‘“布衣”，“蔬食”，“负债山积” ，贫困交加，名为贬谪实为软禁的尴尬处境不能不让他陷入深深的苦闷与思索中，甚是屡屡生出对人生、对世事的怀疑和厌倦的情感。

元丰四年作《江城子》 “孤坐冻吟谁伴我，揩病目，捻衰鬓”， 寄托对故友的思念，感慨自己的孤独处境；

元丰五年作《水龙吟 小沟东接长江》，忆起自己从京宴饮对歌的 “瑶池” 之乐境 “飘坠人间” 的孤独地位；

元丰六年作《西江月 重阳栖霞楼》，感叹人生短暂而 “莫恨黄花未吐” 。

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轼此时思想处于极度痛苦之中，同时词人自觉“早生华发”，理想破灭，“人生如梦”的虚幻感明显增强，失意落寞的意识相随而生，梦的意象在他的笔下频频出现：

《醉蓬莱》： 劳生一梦

《江城子》： 梦中了了醉中醒

《念奴娇》： 人生如梦

《南乡子》： 万事回头都是梦

《十拍子》： 身外傥来都似梦

……

这些词句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轼内心的苦闷与孤寂。

作于元丰三年的《卜算子 黄州定惠院寓居作》一首更真实地反映了他的心理状态：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此词作于元丰三年二月。这是苏轼初到黄州，寓居黄州城东的定惠院。词中作者营造了一个幽独孤清的环境，王国维先生说 “一切景语皆情语” ，凄凉的环境暗合作者凄凉的心境，被惊起的孤鸿不断回头和拣尽寒枝不肯栖身的一系列活动也正是词人彼时复杂、矛盾、痛苦的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再如写于此后不久的《西江月》一首，也反映了作者苦闷的心境：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夜来风叶己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这首词作于处贬黄州的中秋佳节。清风、明月，和四年前密州的中秋之夜并没有什么区别，可是作者的心境却截然不同了。全词扑面而来的都是萧瑟的秋意，临风对酒之际，全然没有了当年在超然台上 “把酒问青天” 的豪气，没有了 “千里共婵娟” 的轻松与愉悦，却是 “把盏凄凉” 的伤感， “谁与共孤光” 的苦闷与寂寞。

正如古往今来的所有迁客骚人一样，经历了“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苏轼在遭遇了政治风雨的洗礼之后，面对残酷的现实，痛定思痛，自然而然的想到了归隐。对于一个仕途失意的士大夫而言，归隐无疑是解除心中痛苦，摆脱尘世纷扰的一剂良药。为此，过去有陶渊明“归去来兮”的执著，有李白对“散发弄扁舟”的向往，也有白居易东坡种花的闲适，此时的苏轼何尝不想找到一处属于他的精神家园，一处灵魂的避难之所呢？

在黄州期间，本来早已深受禅学濡染的苏轼，又向佛教走近了一大步。一到黄州，他寓居定惠院，结交名僧， “间一二日辄往” 安国寺， “焚香默坐，深自省察” ， “物我相忘，身心皆空” 。正是基于这个思想基础，怀归之意屡屡见于他的笔端。

在他的黄州词中有对陶潜的钦慕，如：

《江城子》： 手把梅花，东望忆陶潜

《江城子》： 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却依旧躬耕。

有对官场名利的淡漠，如：

《满庭芳》：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

也有对隐居生活的向往，如：

《念奴娇》： 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水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

而最能体现苏轼归隐情怀的当首推《临江仙 夜归临皋》：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此词作于元丰六年。词中“长恨此身非我有，”典出《庄子 知北游》原文写道: 舜问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 “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夫有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熟有之哉？”曰: “是天地之委形也。”这里的“我非我有”表现了庄子对人生的虚无主义态度，而这正与苏轼此时“人生如梦”的心境相吻合。

词中“何时忘却营营”句典出《庄子 庚桑楚》: “无使汝思虑营营。”这又是化用庄子的话，劝说自己应忘却人世间的功名利禄，以求得身心的统一。而该词最后两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则直言不讳，表达了自己欲远离尘世的愿望。难怪当时曾数次误传苏轼病故或出走，甚至连神宗皇帝也得到了这个消息，这与他的诗文和平时的言行不无关系。

苏轼从小即受到儒家入世思想影响， “奋厉有当世志” 。步入仕途之后，更渴望“致君尧舜”，“书剑报国”。但是黄州之贬却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经世济民的理想化为泡影。孤独、寂寞、苦闷时时困扰着他，佛老思想一时间成了他的精神支柱。

然苏轼一生襟怀坦荡，了无心机，虽然屡遭陷害和贬谪，但时时处处都以国计民生为己任，始终不渝。在黄州期间，他为当地百姓做了大量好事。他为黄鄂间溺婴现象忧心、奔走；他重视农业生产，帮助当地农民改进耕作技术。更为可贵的是，当时黄州发生一次瘟疫，苏轼施舍圣散子药，被救活的百姓不可胜数。

苏轼忧国忧民的襟怀在他的词作中也得到了很好的表现。在元丰五年写作的《浣溪沙》五首最能体现苏轼对民生的关怀。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万顷风涛不记苏，雪晴江上麦千车，但令人饱我愁无。翠袖倚风萦柳絮，绛唇得酒烂樱珠，尊前呵手镊霜须。”

这首词写作者酒醉醒来面对银装素裹的世界，想象着雪兆丰年，百姓将丰衣足食时的喜悦心情。 “但令人饱我愁无”一句足以体现作者的博大胸襟。 该组词的前三首从“覆块青青麦未苏”的旱象写起，到“半夜银山上积苏”，再到第二天“涛江烟渚一时无”，写作者为旱象感到忧虑，又随着旱象的解除而变得轻松。

一直以来，儒家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这是封建士大夫们所奉 行的安身立命的准则。而苏轼却冲出了这一樊篱，非常圆满地处理了“兼济”与“独善”的关系，实现了二者的高度统一。苏轼不管是“穷”还是“达”，都能既行“兼济”，又行“独善”。

在黄州期间，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他没有在东坡、雪堂里消弭自我，既不避世，也不避人。执著与超越，是他对待现实的态度。尤为难得的是，经历了挫折与打击，感受着苦闷与孤独，苏轼一直在调整自己的心态，他不仅关注天下，也在重塑自我。且看下面几首词:

《西江月》：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

《鹧鸪天》： 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白鸟时时现，照水红蕖细细香。林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浣溪沙》: 西塞山边白鹭飞，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鲑鱼肥。自庇一身青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 斜风细雨不须归。

这三首词的共同之处在于，在如诗如画的自然美景之中，处处都有作者的影子。词中作者既有 “我欲醉眠芳草” 的逍遥，也有 “又得浮生一日凉” 的轻松，更有 “斜风细雨不须归” 的超然与自适。苏轼在扁舟草履、放浪山水之后，悟出了人生的真谛。

再看另外一首词:

《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词前小序写道: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道中遇雨而雨具先去，别人都狼狈不堪，唯独词人不以为苦，“吟啸徐行”，甚至觉得“竹杖芒鞋轻胜马”，并发出“ 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人生感言，其实本来是小事一桩，作者却悟出了深刻的人生哲理。从这首词中，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幽人”“孤鸿”的形象，而是一个履险如夷、泰然自处、任天而动的达观洒脱的词人。

刘熙载在《艺概》中说: “ 东坡词具神仙出世之姿。” 的确，苏轼虽非神仙，但他能以超凡脱俗的心态面对现实，面对人生的忧患，而这也正是他屡言归隐，而终老未践的原因。因为对他而言，只要从心灵上获得解放就足够了。

纵观苏轼黄州时期的词作，不仅数量较多，题材广泛，词意高远，而且具有十分丰富的思想意蕴。这些词记录了苏轼贬谪黄州之后的心路历程，这些词也是对苏轼完美人格的最好诠释。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因为有了黄州这段经历，苏轼的思想境界、艺术境界才实现了一次飞跃。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公元1100年，遇赦的苏东坡即将离岛北归，感慨万千的他写下了这首《别海南黎民表》，表达了他对这个流放之地的无限留恋和对友人的难舍之情，他甚至发自肺腑地将海南儋州称作自己的故乡。

而这一年，是苏东坡被贬海南的第三年。

同年，苏东坡离开人世，并在临终前写下了“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绝笔。

苏东坡一千年来一直为人熟知，他的事迹和诗词也为人熟知，而我却发现很多文章都没有写他在惠州和海南期间的生活。

海南，这座崛起的热带岛屿，每年迎接着数以万计的中外游客来此度假、旅游，秀美的自然风光慰藉来者，湛蓝的海水淘洗疲惫的心灵。在世人眼中，这俨然是一处度假天堂。

而穿越千年到公元1097年的大宋，海南还是一块未开化的蛮荒之地，光是天涯海角的流离就足以让人感到惶恐。被贬海南，是仅次于死刑的惩罚，是生还是死，不得而知。

这时的苏东坡谪居惠州，晚年生活没有像以前常住黄州时，“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的风采与放浪；也没有了游历黄州时，“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迈与激昂……

在惠州，更多的是“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的嗟叹与迷惘。但也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的乐观与豁达。苦中作乐的苏东坡以为可以在惠州安居晚年，但当朝的政敌并没有放松对他的迫害。

一天，苏东坡诗兴大发，写了一首《纵笔》小诗：“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写的是白发老头在春风吹拂的午后躺在藤椅上酣睡，一边听着房后寺院和尚的敲钟声。

结果，此诗一出，朝野振动，苏东坡的政敌宰相章惇知道后，觉得苏东坡被贬惠州还过得这么舒服、快活，大发肝火，随即上奏宋哲宗，说苏东坡作诗讽刺朝政，请求再贬海南。于是贬谪令再发，花甲之年的苏东坡被贬海南儋州。

不得已，苏东坡又要从惠州启程前往儋州。到梧州时，苏东坡通过当地百姓的口头描述，闻知被贬雷州半岛的弟弟苏辙经过这里，便写了“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的诗句派人追上。兄弟俩在藤州见面后，相伴同行到雷州半岛。当时，雷州太守热情接待苏东坡兄弟俩，两人停留了几天，只是没想到这竟然是兄弟俩的最后一次见面。

渡海即是生离死别，苏东坡在惠州时就决定不让家人陪同，最终只有小儿子苏过陪伴他到海南。

离别之际，对于海南，苏东坡是心灰意冷的，甚至做好了死的准备。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春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柩，此亦乃东坡之家风也。

这一年六月十一日，苏东坡和苏过及几个士兵上了船，虽然航程很短，天气也晴朗，岛上山峦的轮廓矗立于天边，大海苍茫一片，这对于现在进岛的游客来说，也许会兴奋地拍下海上的美景，但是，此刻的苏东坡却是“眩怀丧魄”，没有一点喜悦之情。

有人说“东坡不幸海南幸”。千年前，正是这块世人眼中的热带度假天堂迎来了抱着渡海后生死未卜心情的苏东坡。从此，海南拥抱了苏东坡，海南的文化进程一扫阴霾，接纳了北宋文坛最耀眼的光芒。

这也许就是命运，伟大的文豪、诗人苏东坡注定要与海南结下一段不解之缘。

苏东坡作为一个贬官被流放海南，头上挂着琼州别驾的头衔，实际上没有什么实权。不仅如此，当时政敌还给苏东坡下了三不禁令：不得食官粮、不得住官舍、不得签公事。

然而，他刚一抵达儋州，便得到当地民众与昌化军使张中的热烈欢迎与款待。张中冒着生命和罢官的危险，将苏东坡与苏过接到官舍居住，并且每日好菜好酒招待。张中、苏过两人终日下棋，苏东坡在旁观战。有时，张中还向苏东坡请教公事，这给苏东坡痛苦的内心带来了极大的慰藉。

所谓的官舍，在《苏东坡传》中所记，其实也不过是一所小旧房子，秋雨一来，房顶就漏，夜里苏东坡得把床东移西移。张中曾用公款修缮一番。

“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那时的海南岛，夏天潮湿、气闷，冬天雾气中，秋天多雨，一切东西无不在发霉。苏东坡有一次看见好多白蚁死在他的床柱上。这样居住环境已经够艰苦了，但政敌还不肯放过苏东坡。

湖南提举董必察访广西时，闻知张中给苏东坡官舍住，还热情款待他，便立即遣派使者渡海，罢免了张中的官职，又将苏东坡父子驱逐出官舍。被驱逐出官舍后，苏东坡“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生活陷入了困境。

苏东坡在海南的多数日子是难捱的，他自己说贬谪海南时为了供给衣食，卖光了酒器，只留下一个制工精美的荷叶杯自娱自乐。

其实，苏东坡在当时的名气如雷贯耳，被贬海南，百姓也知道这位大学士，他只要卖出一幅书画作品就能把日子过好点，而不至于卖光了酒器。但是，当时海南还是未开化的蛮夷之地，教育很落后，百姓的文化水平不高，就算苏东坡卖书画，也没人懂得欣赏掏钱购买。

儋州百姓懒于耕种，以打猎为生，五谷、布、盐、咸菜等都是从大陆运进来的，甚至大米都是从大陆输入的。当地人只吃芋头喝白水当做饭食。冬天，运米的船不到海南时，苏东坡也得靠芋头、白水维持生活。

苏东坡不仅是大学士、大文豪，不仅是多才多艺的人，还是一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

初到儋州之时，苏东坡的感觉是到了一个非人所居之地。晚年再度贬谪的打击以及海南自然人文所给予的巨大反差，使苏东坡的心情非常低落，无边的孤独和落寞包抄而来。但是，如果让这种低落和痛苦永远延续下去，那他也就不是苏东坡了，他很快做出了调整。

苏东坡与大隐士陶渊明唱和，与海峡对岸的弟弟苏辙互通书信，经常在寺庙、道观和村径市街上转悠，和当地人交往，他的心灵渐渐平静下来，慢慢地融入了当地的环境，走出了心灵的低谷。虽然在儋州有时还是无法摆脱生活艰辛的困扰，心情也有过波荡，但他大体上是在超脱而愉快的精神状态下度过的。

苏东坡曾说过，自己“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他和当地的读书人、村妇匹夫在一起，没有高低之分。与他们闲谈时，他常常席地而坐，听他们讲话。

他还经常带着一条海南种的大狗乌嘴，到处闲逛。槟榔树下，苏东坡与庄稼汉畅谈起来，震于苏大学士的博学，他们只能说“我不知道说什么”。苏东坡便说：那就谈鬼好了，告诉我几个鬼故事吧！那些人不知道什么有趣的鬼故事，苏东坡便说：没关系，随便说你听到的就行。

有一次苏东坡郊外闲游，遇到一位背着大瓢在田间行走的老妇人，苏东坡问：世事如何？老妇答：世事如一场春梦耳。苏东坡以为她没有听清，又重复了一句：世事如何？老妇人再答：翰林富贵，一场春梦耳！苏东坡听后十分佩服老妇人，觉得自己比不上她。

还有一次，苏东坡看见一位黎族青年妇女口嚼槟榔，手提竹篮正给田间耕作的丈夫送饭，便开口吟道：

头发蓬松口乌乌，天天送饭予田夫。

黎家妇女一见苏东坡吟诗，马上开口接道：

是非皆因多开口，记得君王贬你乎。

苏东坡再次为海南妇人所折服。

苏东坡在海南的物质生活很差，但过得越来越兴致勃勃。余秋雨在《天涯故事》中写道：苏东坡病弱，喝几口酒，脸红红的，孩子们还以为他返老还童了。

有时酒没有了，米也没有了，大陆的船只好久没来，他便掐指算算房东什么时候祭灶，准备到他那儿美滋滋地饱餐一顿。他有好几位姓黎的朋友，经常互相往访，遇到好天气，他喜欢站在朋友的家门口看行人，下雨了，他便借了当地的椰笠、木屐穿戴上回家。

一路上妇女孩子看他怪模怪样哈哈大笑，连狗群也向着他吠叫。他便冲着妇女孩子和狗群发问：笑我怪样子吧？叫我怪样子吧？有时他喝酒半醉，迷迷糊糊地去拜访朋友，孩子们口吹葱叶迎送，他只记得自己的住处在牛栏西面，便一路寻着牛粪摸回家去。

春天来了，景象更美，已经长久不填词的苏东坡忍不住又哼出来一阕《减字木兰花》：春牛春杖，无限风光来海上。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救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这种压抑不住的喜悦的节奏，谁能想得到竟是出自一位年迈贬官的心头呢？

公元1100年，朝政更替，元祐老臣获赦，六月二十日，苏东坡也遇赦北归。

当他和儿子苏过离开儋州时，当地许多老百姓担着酒水与干粮，一路为他们送行。直到在澄迈老城的港口，苏东坡和苏过登船漂浮而去，在大海里消失了影子，老百姓们才转身含泪归去。

作别时，苏东坡在澄迈留下了他在海南的最后一首诗歌《六月二十日渡海》：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日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抒发了遇赦北归的喜悦和离开海南的不舍之情。

苏东坡一生耿直，愈老愈艰，晚年被贬海南，原以为要老死海外，不料却遇上爱戴他的海南人民，不怪他临终前称“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把孤悬海外的儋州与黄州、惠州相提并论，由衷地道出他的感激之情。

苏东坡把黄州、惠州、儋州三个贬谪地当成自己的功业，其实里面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是带着一种自嘲的口吻说的。

苏东坡对海南文化的影响巨大，开了海南文化教育的先河。苏东坡还没来海南之前，海南没有出过一个真正的读书人。他来海南后培养了海南第一位举人姜唐佐、第一位进士符确。此后，海南人在科举考试中屡有斩获。据统计，经宋、元、明、清几代，海南共出举人767人，进士97人。

这不能不归咎于苏东坡对海南教育的巨大贡献。在海南的历史记载中，海南人民一直铭记着苏东坡对海南教育的贡献。《琼台纪事录》记载：宋苏文公之谪儋耳，讲学时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海南人高度评价苏东坡，可见当时苏东坡贬谪后对当地文教的影响与贡献是真实客观的。

在海南儋州的三年，是苏东坡在生活上遭受苦难最多的时期，却也是他文学创作的高峰时期，更是他人生精神升华到极致，对人生意义哲思体会最为深刻的时期。

这一时期，他在苏过的帮助下整理杂记文稿，汇集成了《东坡志林》。他还完成了对《尚书》的作注。据统计，苏东坡在海南诗作130多首，这其中包括他的和陶诗15首。

由此可见，岭外的蛮荒之气并未使苏东坡的才气性灵打折扣，相反，一次次的磨难是对诗作最好的锤炼，最后幻化为文字的绚烂。

闻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出自苏轼的哪首诗？

《自题金山画像》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在苏轼的一生中，政坛上大起大落，落差令常人难以想象，十几年的贬谪生活是他生命中的主题，一生漂泊，暮年投荒，他经受了无数的磨难。然而他仍然能够用诙谐的语言总结自己，足见坡公胸襟之坦荡。其中“闻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一句，即是自嘲也是自我肯定，贬谪在这三州期间是他政治上最为失败，生活上遭受苦难最多的时期，却也是他文学创作的高峰时期，更是他人生精神升华到极致对人生意义哲思体会最为深刻的时期。正是因为这个时期才成全了苏轼，成全了一种伟大的人格，一种进退自如，超然人生的文人士大夫的最高精神境界。

苏轼: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之惠州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这句在《自题金山画像》中的话，虽然带着极大的自嘲意味，却也是一种自我肯定。苏轼的一生因政治迫害而三次被贬，贬所黄州、惠州、儋州一次比一次边缘，被贬谪在黄州惠州儋州期间是他政治上最失败，生活上最困难的时期。

然而就苏轼一生的文学创作和思想历程来说，被贬这三州期间是他文学创作的高峰时期，对人生的体验也升华到对人生意义哲思的深刻体会。这个时期成全了苏轼，一种进退自如、超然人生的文人士大夫的最高精神境界的伟大人格在他身上形成。

苏轼一生的词作有两千多首，其中在黄州惠州儋州所作的大概有六百多首。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他就先后写下了60首诗词和几十篇散文、序跋。本文从苏轼在惠州期间所作的诗作和活动谈其寓惠期间的思想转变。

一、“身世永相望”的人生态度

宋哲宗绍圣元年，新党再起，章惇一伙对 “元祐党人”进行疯狂的报复、迫害，苏轼首当其冲。哲宗两次对东坡加重处分，把苏轼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苏轼无端遭受他人生中的第二次重大打击，这次是被贬偏远荒僻的蛮瘴之地——惠州。

在途中仍心怀希望以为“吾南迁其速返乎！”的苏轼，兴奋地写下《临城道中作并引》：

逐客何人著眼看，太行千里送征鞍。未应愚谷能留柳，可独衡山解识韩。

不想事与愿违，再次被贬至更偏远的地方，惠州距离定州四千余里，当时落后的岭南广东，人们称之为蛮瘼之邦，气候炎热，疾病较多，又被称为瘴疠之地。如果说被贬黄州的时候还有东山再起的希望，那么，被贬惠州则大有老死异乡的况味了。

北返无望，生活困难，身体又不好，苏轼如果不借助精神上和灵魂的力量，恐怕支撑不了他渡过眼前的难关。对于苏轼这样的封建知识分子来说，佛老思想和诗文创作，是他能找到的最好的自我调适方式。

苏轼早年就已对佛老思想有所接触，早在被贬黄州时期，苏轼就是依靠汲取佛道真义来使自己面对困顿的生活，保持内心的平静。被贬惠州是谪居黄州生活的继续，苏轼在惠州时期的思想也是黄州时期思想的发展。并且被贬之后，无官一身轻的苏轼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写作。也因为被贬后的他身份不再高高在上，他可以更多地接触和了解下层民众的生活，创作更多贴近生活或针砭时弊的诗文。 所以，苏轼在被贬惠州期间，一方面他是出世的超脱的，另一方面又是入世的凡俗的，于悲凉中夹杂着释然。

二、“豪华落尽见真淳”的平淡逸致

晚年再度被贬，数十年的政治浮沉使苏轼清醒了，此时的他深知政治环境的险恶，也对现实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带着释然的心境，苏轼在翻越大庾岭即将踏入广东时，写了一首《过大庾岭》：

“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静。浩然天地间，唯我独也正。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仙人拊我顶，结发受长生。”

“浩然天地间”、“身世两相忘”恰当地表明了他在贬谪期间高洁的志向和坦然的心境。被贬至惠州后，苏轼在思想上发生重大变化，对政治不再抱有幻想，佛老的虚无思想变得更加浓厚，而关心人民疾苦的感情也更加深厚。

偏远的惠州正因为它的偏远成就了苏轼，政治上的挫折和生活上的窘迫并没有击倒苏轼，偏远反而使他远离了政治漩涡和政治迫害，宁静的生活使他益老弥坚。惠州气候温暖，常年甜瓜香果不断，有荔枝、龙眼、柑橘、杨梅等超甜果，苏轼喜爱甜食，岭南这一在别人眼中的瘴疠之地在苏轼眼中却平添美妙。

到了惠州，苦涩失意的贬谪生活，因为千年岭南佳果——荔枝而带了丝丝甜蜜。苏轼在惠州写了好几首赞叹荔枝的诗作，其中《食荔枝》一首最出彩：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

这首诗可谓道尽了苏轼在惠州期间的恬淡自足心态。 同样是写荔枝，另一首《荔枝叹》则全然不是单只抒写个人情感了，转而关怀民间疾苦，为民请命，矛头直指宋朝皇帝及其谄媚之臣。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宠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荔枝叹》借汉和帝时期和唐玄宗时期因赶运荔枝给百姓带来的灾难这两件历史旧事，来讽刺当朝的哲宗皇帝及当时一批争宠献媚的朝臣。“丁”、“蔡”、“斗品”、“姚黄花”等字眼锋芒毕露，毫不掩饰，可见苏轼意在直接揭露与鞭挞。

谪居惠州时期，苏轼在生活态度上大有一种“豪华落尽见真淳”的平淡逸致，这从他所写的和陶诗可以看出。苏轼在惠州一共写了47首和陶诗，是其在晚年创作高峰时期完成的。苏轼对自己创作的和陶诗也很得意，他说道：“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

30年的政治沉浮让苏轼明白了人生的意义不是生命的长度以及生活的享受，而是在有生之年活着的价值，这些思想都一一体现在他这一类的和陶诗中。平淡自然是苏轼和陶诗最大的特点，“诗言志，歌咏言”，诗作如此，苏轼在这一时期的生活也与他所写的诗一样老熟平淡，静谧自然。

在诗文上、思想上赞赏陶渊明的苏轼，在生活上也学了陶渊明一把。贬寓在惠州的苏轼生活极其艰苦，乐观且智慧的苏轼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他向王参军借了半亩地来种菜，有时也种一些药材。作为大文豪的苏轼在劳动中当然也不忘诗歌创作，写下了不少诗词，如《小圃五咏》中所咏的人参、地黄、枸杞、甘菊、薏苡。后来他的白鹤峰新居落成之后，苏轼更是在新居里面和周围种上了各色各样的花木，还种上了茶。乐观的苏轼尽管生活艰苦，但能通过自己的劳动去获得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双重享受，可谓遥和陶渊明的最好佐证。

三、“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归属感

寓惠期间的苏轼激赏陶渊明淡泊避世的人生态度，对清静无为、长生久视的道家思想也表现出更大的兴趣，佛老思想成为他思想的主导。在《迁居》一诗中他写道：

“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尘尘名有际。下观生物息，相吹等蚊蚋。”

人世变化然而万物无异。佛老思想对于苏轼的作用主要是帮助他在政治困境中得到精神上的自我解脱，一方面他想超尘出世、远离人间喧闹，另一方面他又不真正相信虚无、不盲目崇奉佛法禅理，没有皈依佛法的念头。

苏轼的骨子里是入世的，人生态度上又是出世的，他吸取佛老思想有一定的限度，这使得他能够在屡遭贬逐中保持乐观积极的精神， 又始终保持对生活的热爱。 被贬到惠州之后的苏轼身份不再高高在上，他可以更多地接触和了解下层民众的生活，此时的他关心人民疾苦的感情更加深厚，并且切切实实地为当地百姓办了许多好事。

初到惠州那一日，苏轼有感于当地父老站满码头迎接他，当即就有了一首《十月二日初到惠州》：

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 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岭南万户皆春色， 会有幽人客寓公。

开始的好印象为以后寓惠期间与当地人的融洽关系打下了基础。年迈的苏轼被贬惠州时的身份是：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这样一来，受监视管制的同时也是无公事劳烦的闲散之人。

公务闲散的苏轼平日无事便四处走动，了解惠州风俗民情。他发现惠州的气候常使人们染病，但经济的落后导致老百姓严重缺医少药；惠州城四面环水，出入很不方便，时常发生溺水事故；偏远的惠州生产技术也很落后等。

看着当地的这种困境，苏轼总想着要为当地父老解决一些难题，做一些实事。被贬后的苏轼没有实权也没有钱财，所以他一方面凭借过去的交情，提出建议后请和自己友好的官员牵头来办；另一方面则靠自己的影响力将事情办好或者交给别人去办。

在惠州的3年间，苏轼自身或交由别人办的事就有几件：一是修建了东新桥、西新桥和苏堤；二是推广农具秧马、水碓磨，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技术水平；三是钻研医学，搜集药方，施药救人；还有安葬孤骨，教化黎民等。苏轼不仅从心里关心人民疾苦，从文字上为黎民百姓的利益呼喊，还从具体行动上为民众办实事。

苏轼谪居惠州时在与友人的通信中曾说道：“到惠将半年，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孔子云‘虽蛮貊之邦行矣。’岂欺我哉！”。因为有了荔枝的甜蜜、父老的友好，新朋旧友的关怀，寓惠3年在苏轼的记忆里是美好的，晚年还被远谪，苏轼也曾深感凄凉，也曾幻想过北返，但随缘乐观的苏轼很快就适应了新环境，适应了惠州当地的生活，与当地人融为一体，并喜欢上这片远离政治风云的秀丽奇异淳朴的穷荒之地，一如他在 《定风波》里所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试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